Amy，出生于1986年的湖北女孩。

2002年，她考上武汉大学，至此，离开生她养她16年的湖北小镇大冶;2008年，研究生毕业的Amy，只身来到上海，进入一家知名外企，做“管理培训生”。

至此，开始了魔都光鲜亮丽的白领生活——Cartier的手表、Prada的杀手包;至此，开始了每年只回一次老家的日子。

今年，Amy腊月二十八飞回了武汉，然后转乘大巴，又花了三个小时，才回到大冶。

老家建了豪华养老院

“车站还是和记忆中的一样，下雨天都是泥巴。”Amy顿了顿，“外面的生活不断在变，但家里这么多年，生活方式和内容都没有太大改变。奶奶的老年补贴，政府每月给60元，可是，在上海，这钱连我吃一餐午饭都不够。”

同样不变的是——他们总是不停地唠叨“男朋友找好了吗?”“每个月赚多少钱?”

在家的日子，Amy偶尔也会去街上逛逛。“还是那条商业街，还是那些生意人在那做生意，10年间似乎没有多少变化。只是周边新盖了许多楼房，大概也在发展房地产吧。”

回家后，带爸妈去街上买了些东西，Amy很诧异地发现，家里的电器比上海贵很多，“在上海网上买电器，价格大概只是老家的7成而已。其实电器也是生活的必需品，在乡镇反而贵，感觉不公平。”

Amy不习惯的，还有气候。“冷!真的很冷!在公司每天都开空调，但在家里是不开空调的，感觉很冷。”

“我觉得我的故乡在死去，小镇没有新的生命力，村民没有业余生活。”在镇上，Amy算是混得好的，走得很远了。“镇上的年轻人，都去了武汉，或者周边的中等城市。”

Amy想得比较多：“他们的将来在哪里?难道只是为了一线、二线城市培养劳动力?他们应该有自己的产业，有自己的未来。现在很多小城镇的人，只是为了一个养家糊口的钱，就背井离乡、远离亲人，其实是很不划算的，个人的生活品质也不会高，幸福感也低。”

今年，Amy发现，家乡的学校少了，却建了个豪华养老院。“这个地方没有年轻人了，老人怎么办呢?要爸妈来上海生活，不是不行，而是他们根本不愿意，因为不能习惯大城市的生活。”

一张二万元的项链发票

在上海，Amy是自己租房子住，一个月房租要2000多元。“其他的，也要三四千吧。最大的开支就是日常的衣食住行，以及和朋友聚会吃饭什么的。但感觉这两年上海物价涨得超快，随便吃个饭都要两三百了。”

当然，Amy每年也会出去旅游。“定期还会买贵的包包、首饰什么的奖励下自己，女孩都这样。”

过年的时候，Amy的妈妈给她整理房间，发现了一张发票，“是我新买的一条项链，两万多，妈妈问我买了什么，我只能骗她是人家买的，发票掉在我包里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Amy语调压得很低，“我内心愧疚，觉得自己太过奢侈。”

可是，这样的生活，在上海的朋友圈内，是极其正常的。

“由于我自己是做市场营销的，在上海，总能看到最新的东西，感觉对自己很有启发。”Amy说，虽然在上海职场打拼，很辛苦，但也许现在还年轻，挺享受这个不断被启发的过程。

Amy觉得上海有更多的机会，也有更好的平台。“谁不想过更有品质的日子?赚更多的钱呢?”

而她在上海最大的压力可能来自工作和生活的平衡。“可能女孩子年纪到了，就需要考虑很多个人的问题，结婚啊、生子啊。自己年纪大了，偶尔会有一些压力。另外也工作了四五年，工作上也有一些瓶颈需要突破。”

在上海和大冶之间切换，Amy有一些自己的想法：大冶是一个资源城市，之前以矿藏闻名，但随着资源的逐渐枯竭，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，她感觉整个城市没有什么活力，只留下老人和少量的小孩。

Amy说，现在的乡镇，当地的文化和传统都已经流失，千篇一律地拷贝着城市人的生活方式。

《逃离北上广》　作者闵唯——

“逃离”并不是重点

实际上，逃离北上广并不是这一两年才有的新鲜话题，所以，闵唯于2010年就已正式动笔写《逃离北上广》。

“但我并不同意媒体大肆宣扬‘逃离’二字，无论是留下来还是离开，我们都只是在寻找一种更适合自己的生活，寻找属于自己的传奇。”闵唯说。

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“城市梦”，聊一聊我们共同的梦想，是闵唯创作这本书的初衷。”

作为一个在上海奋斗了很多年的外地人，闵唯对所谓的“逃离”感同身受。“这是属于所有颠沛流离的一代年轻人的故事。我没法举例说这个故事里有我，因为每一处都有你我他。”

对自己的选择负责

闵唯是江苏人，在湖南念大学，毕业就一个人跑到上海，但并没有就此留下来，而又去了广西，后来又折回上海。“我干过很多工作，杂志的编辑，电视台的记者，网站的运营，直至如今的图书公司，成了一个专职写书人。谁说我一定要在一个地方待到老死?”

在《逃离北上广》的采访对象中，有些人是闵唯的朋友或者同学。

“对于已过了而立之年的我们来说，对自己的每一个选择负责，是最基本的。他们中间，若已在当地买房，结婚生子了，那再次迁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”闵唯说，“一套房子的压力有多大，户籍的藩篱有多高，大家都懂的。只要你在一座城市扎了根，另一座城市的魅力再大，也很难令你连根拔起，就算它是北上广。”

“很多奋斗在大城市里的年轻人，都是从家乡的小镇出来的，如今农村和县镇的区别，越来越模糊。”但是，闵唯觉得，大家的困惑大同小异。

在闵唯看来，除了房子、户籍等客观因素之外，和他一样的年轻人最大的困惑就是情感的归宿——父母在，不远游，这是中国人最传统的孝，我们这一代大部分人都做不到;另外，大城市没有我的家，爱情无处降落，如今结婚对物质的要求越来越高，于是这又回到了房子车子和票子的永恒话题。一环套着一环，是80后，以及成长中的90后，都要面对的迷宫。

迁徙是一门经济学

“北上广的魅力不言而喻，机会更多，这是无需辩驳的，中国最好的就业、教育和医疗等资源几乎都集中在这几座城市。从小地方来的年轻人迷恋大城市，也是必然的，那么多好东西我都没见过，没试过，如何肯走?但留下来就要付出代价。”闵唯说。

闵唯一直认为，中国最重要的本土经济学是迁徙经济学，迁徙是一种因不满足而产生的追求。一个人的迁徙是一个人的追求，而整个国家的迁徙则代表着整个国家的追求。

“每年，有超过1亿的年轻人为寻找自己的传奇告别家乡;每年，有超过中国总人口接近15亿流量的人口在春运期间大范围往返。”在《逃离北上广》的介绍里写道：这种总量巨大的人口流动，即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曾有过，而在中国却在和平时期且年年如此。

“在飞速发展的社会中，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在发生巨大改变，大城市和小地方的生活节奏就很不一样，出现不适应，正常，也普遍。该如何调整，关键在个人。”所谓归属感，闵唯说，当然永远都是在家里。“何处是家?心安即是家。”

本报首席记者 王湛 实习生 冯紫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