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国《新闻周刊》在2010年曾评选出全球最佳主题国家，很多国家成为不同主题的最大赢家。其中，日本被选为“全球最适宜养老的国家”。

《新闻周刊》如是评价称，“在日本，老年人占人口的20%。日本还以老人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度而著称，社会退休金普遍丰厚；社会崇尚尊重老人。‘全民皆年金’的强制性保险措施，使所有连续25年以上参加保险的人，都能在65岁后领取养老年金，使基本生活水平得到保障”。然而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。日本也并非一开始就是“养老天堂”，甚至截至目前，日本养老的社会环境和制度设计也仍存在诸多棘手难题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日本通向“全球最适宜养老国家”之路的成败得失，对中国等后进国家而言，仍显得弥足珍贵。

“黄金十五年”

笔者曾在《当前中国并不具备抵制日货的底气》一文中指出，“说中国与日本差距30年或40年，恐怕都不确切。中日最根本的差距在于，中国没有日本那样扎实的产业积累和相对完善的社会制度设计”、“同为高增长期，但中日差异甚大”、“日本在高增长期，奠定了支撑国家发展的两大基石。一是强大的产业基础，催生了一批世界级名企；二是社保制度，形成以中产阶级占绝对主流的橄榄型社会结构”。

笔者深感，中国在看待日本时存在重其“教训”轻其“经验”的倾向，如果硬要说中国正在走日本老路的话，恐怕是在走1980年之后陷入泡沫疯狂的那一段，日本1955年至1970年的“黄金十五年”却鲜有人提及，而那十五年才是日本国力最关键的构筑期，包括日本目前的养老制度等都发端于那个时期。1959年日本即颁布《国民年金法》，要求居住在日本国内年满20岁至60岁的所有人都要强制加入“国民年金”，个人缴纳满25年，且年满65岁，便可定期领取数额不菲的养老金。具体负担比例为国库承担1/3，剩下的由行业、个人负担，生活贫困者可减免。这一法案将所有国民纳入了养老体制，老后收入及医疗得到基本保障。

日本目前实行的是“三重养老金”制度架构。第一层便是由国家直接管理和运作的“国民年金”，主要以自营业者、学生和无业人员、企业职工、公务员及其配偶等为对象，具有强制性；第二层是由国家进行管理和运营的“厚生年金”及“共济年金”，主要对象是企业职工及公务员等；第三层则是由企业自己管理和运营的“企业年金”及“个人年金”。

从性质上而言，第一层和第二层属于公共养老金范畴。其中，最为重要的无疑是“国民年金”，它是日本的基础性养老金，又称为“基础年金”，它把养老金的覆盖面做到了最大化，对象几乎涵盖了居住在日本的符合年龄条件的所有人。因此，从整个养老金制度架构上而言，“国民年金法”是最基础，也是最关键的构成部分。当然，在此之前，与养老直接相关的法律还有1954年颁布的《厚生年金保险法》，此后日本政府又陆续颁布了《老年人福利法》（1963年）、《老年人保健法》（1982年）、《护理保险法》（2000年）等。

为何启动“养老法案”

在日本，每一项养老制度和措施的出台，都需要严格的法律依据和法律程序。日本养老保险体系的形成和完善过程，也是相关法律不断完备充实的过程。拿最为关键基础的《国民年金法》而言，日本政府是出于什么考虑启动这一法案的呢？

首先，在那之前的1955年是关键的一年。1955年发生了两件大事，一是战后“55年体制”确立，自民党政权成立，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政治架构走向制度化；二是日本全国劳动组合（即全国总工会）开始实行“春斗”，即每年春季通过大罢工等手段，向资方要求提高薪水、福利等。

而实际上，伴随着1950年至1953年的“朝鲜战争”，1955年的日本已从战后废墟中基本复苏了过来，国家经济实力和国民收入水平得到大幅提升。但正如当下中国所揭示的那样，经济发展并不等于国民幸福指数提升。1960年代的一项统计显示，当时日本60岁以上的老人，约40%不知如何打发余生，60%以上的老人靠看电视消磨时光。
日本著名导演小津安二郎在1953年的经典电影——《东京物语》中描绘了这样一副图景：战后整个日本社会面临转型，百姓致力于脱贫致富的同时，传统亲子关系、家庭制度趋于崩溃，以往的大家庭制度在城市化和工业化浪潮中，随着儿女纷纷进城就业而崩溃。

在此时代背景下，日本传统的“养儿防老”模式已无法再延续。与中国一样，日本曾在漫长的时期内，养老往往取决于“孝道”，若“孝道”少寡则养老难以成立。日本民间流行过一句谚语，叫“人过六十，糟蹋粮食”。直到战前，日本的社会保障都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，只有军人等特殊群体享受一些优待。在电影中，当年迈的父母从乡下赶到东京探望儿女时，儿子的忙碌，女儿的吝啬，让他们来回踢皮球。在尝尽世态炎凉之后，老夫妇回到老家，老母亲很快去世，老父亲则独坐家中感叹，“一个人过一天，时光总显得特别漫长”。

在这样的时代潮流推动下，养老制度建设就成为了必然。而对政府而言，养老首先是财力问题。1956年至1965年，日本先后迎来“神武景气”与“岩户景气”两个增长高峰，国家的经济实力大幅提升，1968年超越德国。

而在1960年，日本民众发动大规模的反对“日美安保条约”抗议，借此成功地将奉行“先做蛋糕再分蛋糕”的首相岸信介赶下了台。接任首相池田勇人在担任大藏大臣（即财政大臣）时，就在《均衡财政》一书中提出：未来的政府应谋求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增加工作机会，增进社会福利。也就是说，在池田勇人看来,“做蛋糕”和“分蛋糕”并不矛盾，改革发展的成果应为全民共享。为此，他高调提出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”，决心十年内，让经济增长翻一番，国民收入也要同步增长，跟着翻一番。

在这样的执政纲领下，1959年颁布的《国民年金法》便必然成为了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”中“增进社会福利”的重要一环，得以贯彻实施。事实上，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”只用了不到八年时间就提前完成“十年目标”，高速增长不仅使日本跻身世界强国，还让以“工作狂”闻名的日本人在拼命劳碌之后，不必担心“老无所依”。
在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”接近尾声的1967年，已有近90%的日本人认为自己是衣食无忧的中产阶层，“中流意识”成为社会主流。在总共1亿多人口的日本，甚至出现了“一亿总中流”的说法。

这样“藏富于民”的制度设计无疑铸就了日本社会的高度稳定，让日本即使在泡沫济破灭后，也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荡。即使父亲惨遭裁员，沦为一名普通的清洗工，也依然可以支撑孩子去学钢琴圆音乐梦，2008年黑泽清执导的电影《东京奏鸣曲》便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。在制度保障之下，优厚的退休金和养老金让很多老人退休后生活滋润，身影遍布全球各大名胜，日本老人几乎成为“最富有的群体”：统计显示，超过一半的日本国民储蓄为65岁以上的老人所掌握。